烛照农村现代化的神圣之光

编者按：本报今天发表的长篇通讯《烛照农村现代化的神圣之光——浙江省自考向农村延伸纪实》很值得一读。浙江省每年获得大专以上文凭的高教自考生达1万多人，相当于全省普通高校毕业生的1／8，而其中32％是乡镇以下农村考生。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向农村延伸的成功实践和有益探索，闯出了一条广大农民接受高等教育的现实之路和中国农村更快实现现代化的新路。我们希望各地学习和借鉴浙江省的经验，积极推进高教自考向农村延伸，加快培养新一代来自农村、扎根农村的知识型农民。

这是一幢普通的办公楼，普通得人们路过时绝对不会多看一眼。在这座普通办公楼内，只有二楼属于这个单位——一个如果不是自己的命运因为这个单位而改变绝不会关注的默默无闻的单位——浙江省自学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浙江省自考办全部工作人员只有30人，他们默默无闻、长年累月地工作着。然而，一个巨大得近乎辉煌的数字却昭示着这个单位无可比拟的重要性：浙江省一年从这里拿到大专以上文凭的自考生竟达1万多人，相当于浙江省每年大学毕业生的1／8！

自学考试局限在城镇，自学考试无法向农村推进，这已是全国性的问题。然而在浙江省，今年1万多毕业生中，已有32％是乡镇以下农村考生。

1992年1月，浙江省湖州市，浙江省自考办主持召开的农村自考座谈会正在进行。

一个青年农民发言说：“我们高考落榜后在家务农，但如今的种田也要靠科技，农村里虽然也有各种培训班，但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想系统地学点东西，也想接受高等教育，但摸不着门啊，哪个大学能要我们这些农民？”

“不是有自学考试吗？”省自考办的同志问。

“自学考试？……”青年农民眼中露出迷茫的神色。

显然，他不知道自考。

农村青年不知道自考。成教干部呢？谁知他们竟然反问：“什么是自学考试？”

像挨了一棍似地，省自考办负责人的心受到强烈的震动。一个已在中国存在了十几年的教育形式，连从事教育的成教干部都不知道！太不应该了！

1981年，中国教育史上掀开了辉煌的一页——自学考试诞生了，这无疑是一个创举，它适应了穷国办大教育的国情和经济建设发展需要，其目的是鼓励自学成才，提高民族素质。10多年来，自考在中国得到迅猛发展。但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出现了：自考只局限在城镇，农村几乎是一片空白。

浙江省的自考始于1984年，10多年中发展迅速。但与全国其他省市一样，考生绝大部分来自城镇，乡镇以下考生则微乎其微。究其原因，是因为自学考试是一种由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三者有机结合的教育形式。由于农村信息不灵、办学条件差、交通不便、考生分散等原因，自考在农村难以发展。

教育是神圣的事业，自考无疑是我国教育史上辉煌的篇章。可是这神圣的光辉为何只能朗照城市居民，却难以温慰更需要知识的农民？中国是个农业国，农业国要实现现代化，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大学生。可是大学生不愿到农村来，农民考大学却是为了脱离农村，跳出农门。城里人不愿来、农民一有知识就往外跳、农村永远得不到大学生——一个怪圈。

中国农村最需要教育，可是中国农村最缺乏教育，要培养能留在农村的大学生，就目前而言，自考是个最佳的方法！

1992年，全国自考工作会议在辽宁召开，浙江省自考办负责人在大会上提出：自考必须向农村延伸，要改变自考“热在城里，冷在农村”的现状，浙江已确定将自考向农村延伸作为战略目标来实施。

浙江省自考办领导的发言却引起代表的种种议论：“自考本来就困难，能搞好城镇自考已经不错，何必自讨苦吃？”“农村主要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农村里还不需要高等教育。”“搞好农村普教都困难重重，搞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要花多大的财力物力？得不偿失！”更有人认为“自学考试面向农村是瞎扯淡，头脑发热！”

农村究竟需不需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浙江省自考办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为期半年多的“自学考试如何面向农村”的专题调查，自考办领导分头跑了60多个县的300多个乡镇。大量的调查使他们认识到，自考必须适应经济发展需求，必须为农村经济服务，而浙江省的教育从总体上看要落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在农村乡镇。浙江省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5％，但真正在乡镇企业生产第一线的高中级技术人员微乎其微，而每年数以万计大中专毕业生大部分不愿到基层就业；另一方面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很快，随着农业、乡镇企业不断向产业化、规模化、效益化发展，对管理和技术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农村中青年相当一部分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求知欲旺盛，上进心强，但囿于现行高等教育的规模限制，却深造无门。农村乡镇急需人才而得不到解决，这种状况已制约了农村的发展。

从自考教育本身看，忽视或漠视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区显然是不适应社会和自考事业发展需要的。自学考试完全开放，投入少，在向农村延伸方面相对于其他各类学校教育有着特定的优势：自考不像电大、函授有条件限制和规模控制，它是完全开放的；农村人口分散，生产任务重，农村青年不能像城市青年那样，可以抽出一大块时间去参加函授、电大，而自学考试以考促学，强调自学成才，矛盾小。

农村实在太需要自考了。参加座谈会的几位农民听到可以自考的消息都要求报名。

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一定要把自考推向农村！在1993年全国考办召开的会议上，浙江自考办领导向与会者公开了浙江省自考向农村延伸的方略：“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教育，自考必须义不容辞担当起这个历史责任。将自学考试推向农村，确实史无前例，但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甘当铺路石，即使失败了，也可以给后人提供借鉴！”

誓言铿锵，困难依然，自考向农村延伸的路怎么走？自考应通过何种渠道延伸？由谁来主持农村自考？凭省自考办那几十个人十几条“枪”，要想占领广阔的农村阵地？可能吗？

就在浙江省自考办的决策者们苦苦寻找对策时，一道曙光启开了他们智慧的窗棂：海宁和定海自发建起了乡镇联络站。

自从全国考委发出自考向农村延伸的号召后，一些省也曾作过尝试，但他们都是首先在开设农口专业上做文章，结果收效甚微。原因何在？浙江省自考办在调查中发现：由于考办机构的设置只到县一级，乡镇则处于空白状态，而农村人口分散，信息闭塞，县考办和农村求知者之间缺乏沟通，绝大部分求知者不知道自考；即使了解了，每次要到县城报名、领证、考试不胜其烦，也更谈不上对这些分散各处的考生进行辅导、培训等助学活动了。

能否在乡镇设立自考基地，宣传自考，为农村考生办理报名、领证等手续，组织农村考生进行培训、辅导？有了这样的机构，自学考试不就顺理成章地走向农村了吗？

但国务院颁布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对直接为考生服务的县及县以下的机构设置、工作职责都无规定；乡镇里再设置自考机构，财力、物力、人力何来？教育投入本来就少，紧张的教育经费能支撑得起广大农村自考的需求吗？

海宁、定海的做法正是解决以上难题的创举。两县自考办都发现，成人教育已经形成自己的网络，利用成教网络为自考服务——与成教合署办公！从80年代末开始，他们建立乡镇联络站，商请乡镇成教干部帮助自考开展工作，如供应教材、发放准考证、发布信息等，而成教干部对自考也有兴趣，乐意帮这个忙，这样做既方便了考生，又使农村逐步了解自考，农村青年求学有门，双方都觉得这个办法好。

1993年3月，省自考办首先将嘉兴、江山两市作为基层助学网络试点单位。短短几个月间，两地教委、考办就纷纷建起了联络站。这些联络站依托乡镇成人文化技校，或依托乡镇中小学，在当地乡镇政府的领导和上级教育部门的指导下开展自考工作并辐射至周边未建联络站的乡镇。由成教干部兼任的乡镇自考联络员，在宣传发动时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的办法，即上街上门、媒介宣传与请考生、领导进站座谈交流相结合；在报名工作中实行预约式、全程式报名，延长报名日期，方便考生；在组织辅导活动中因地制宜，土洋结合，如采用函授辅导资料、组织自学小组、召开考生座谈会、组织考前串讲辅导、开展录像录音辅导、传阅历年自考试题、开展长期面授辅导等。

“乡镇自学考试联络站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经过2年试点和3年推广，联络站开始遍布浙江农村。迄今为止，全省已建起了552个乡镇自考联络站，占乡镇总数的31．13％。为了更好地提高乡镇联络站干部的素质，省自考办举办了4期联络员培训班，有500多人接受了培训。为了更好地为农村服务，省自考办专门为农村开设了乡镇经济与管理、农业推广、农村社区医学等10多个专业。

建立乡镇自考联络站的效果立竿见影，乡镇以下农村考生的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1995年仅嘉兴地区农村考生就达4063人，占全部考生的40％。1997年，全省高教自考生达到44万人，其中乡镇以下农村考生为13万。1998年，全省考生达到50万人，乡镇以下考生则上升到16万余人。乡镇以下自考学生从1991年的4％增至32．85％，中专考生则上升到80％。

初冬时节，汽车沿着崎岖的山路前行。出江山市2个小时，记者来到周村乡。乡联络员毛希驹对记者说，该乡1994年才建立联络站，1994年前没有一人参加自考，而建站后每年有40多人报考，现已有3人获得文凭，有2人即将拿到文凭。今年又有43人报名参加自考。

“农民欢迎自考。招军岭村的吴建良高考几次都落榜，联络站一成立，他就来报名。他说：‘我做梦都想考大学呢。’”正说着，一个瘦高个青年走进来。他叫杨中，乡中心校的教师。杨中的家在一个小山村，他酷爱读书，可是农民的身份却几乎是宿命地将他的理想和抱负束缚在土地上。他曾虔诚地笃信学堂神圣的教化功能，渴望上大学。1983年他高考落榜，家贫使他无法脱产复习，迫于生计，他当了一名代课教师，担任3个班的英语教学任务，他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再也无力复习应考。就这样，大学梦在失望中消逝。1994年，乡里建立了联络站，自考燃起了久违了的理想，他报了名。从此，寒来暑往，山村的夜，多了一个长明的窗户。1996年，杨中终于拿到了大专文凭。

像杨中一样的山村农民又何止一个呢。定村乡姜大福是该乡联络站建立前唯一参加自考的农民，他1991年参加自考，现已调到市劳动局工作。自考在江山农村已深入人心。定村乡7000多人，每年就有80多人参加自考；周村乡4000多人，每年有40多人参加自考，这样的比例在浙江省是名列前茅的。

参加自考自然是有一定困难的，但一个个难关挡不住新一代农民求知的决心。

卢纯佶，东阳市人，因父亲是起义的国民党军需官，他小学毕业就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倔强的他拒绝命运的安排，毅然走上了自考之途。课程一门门考出来，但命运似乎不想轻易向他露出笑脸，高等数学成为他最终走向成功的屏障。第一次，他只考了2分，第二次考了26分。他不气馁，向读中学的女儿求教，拜读大学的外甥为师。35分，41分，54分，一战败北，再战败北，再败再战。直到第6次，才跨越那道横亘在他命运中的横竿——漫长的“8年抗战”后，他终于拿到文凭。

慈溪市周巷镇幼儿园的金曙光的话道出了广大自考生的心声：“自考是人生的加油站，它将为人生走好下一旅程加油鼓劲。”

慈溪市教委王副主任告诉记者，该市自考已开出380多门课，已有930多人拿到了毕业证书。其中有30多人已被转为国家干部。

全国自考先进单位江山市1993年建立乡镇联络站前，全市农村考生只有11人。而1998年5371位考生中，有1849人是农村考生。

自考毕业生的最大特点是能够立足农村，为农村经济服务，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服务。

自考为乡镇培养了一批“质量好、用得上、留得住、实用性、技能型”自考毕业生，这些自考生在各个岗位上发挥了作用。据悉，到1998年，浙江省已有数万乡镇以下农村考生通过自考获得毕业证书，他们大多留在本土本乡，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不少毕业生因业绩显著而被提拔任用，成为生产与管理的骨干力量，为农村发展和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自学考试具有最大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凡属我国公民，均可自愿报名，无须入学考试，自由选报专业，自由选读辅导学校，自由安排考试课程。完全采用学分制，考试年限不受限制，及格率不受限制，毕业名额不受限制。

自考的形式又是最灵活的，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考生可以在几年内学完，也可以在十几年内学完，甚至可以终身学习而不受任何限制；青年可以考，中年可以考，老年人也可以考。这种灵活开放的形式对农村的求知者更加适应。

省考办的领导说，自学考试是规模最大、投入最低、效益最好、办学最灵活的大学。何以见得？他们为记者算了一笔账。

浙江省现有普通高校32所，1998年招生3．67万人；成人高校28所，1998年成人高校和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共招生4．43万人；而自考这所大学今年报考人数已达50万人。因此，可以说，自考是规模最大的大学。

再来算一算生均成本。培养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国家需投入4万元，而自考则只要200多元。当然，考生自己还要投入大约1500元。无论从国家从个人的角度看，这都是最经济、最合算的。因此，可以说，自考是目前我国效益最好的大学。

还有无法算出来，也难以用金钱来量化的：普通大学培养的毕业生只愿意在城市工作，不愿到基层，尤其是不愿到农村工作；农村自考毕业生却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与农村有着天然的联系，毕业后也在农村工作，农村更需要这种“永久牌”人才，他们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生力军。

教育部部长陈至立最近强调，要切实实施自学考试向农村延伸的工作。全国考委提出，要把自学考试推向农村，要在全国推广浙江的经验。

世纪之交，浙江省考委和教委正在研究农村自考可持续发展浙江综合试验区建设方案，以保证自考向农村延伸的可持续发展，使烛照农村现代化的神圣之光更加辉煌。